李春忠

　　秦统一后实行“焚书坑儒”，除《秦记》以外的各诸侯国史书和民间私藏的《诗经》《尚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全部焚毁。还采取了“书同文”、废除私学等举措，大兴教化之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登临泰山周览东疆时，刻石立碑，其文曰：“皇帝圣明通达，既已平定天下，毫不懈怠国政。每日早起晚睡，建设长远利益，专心教化兴盛。训民皆以常道，远近通达平治，圣意人人尊奉……教化所及无穷，定要遵从遗诏，重大告诫永世遵奉”。这说明秦始皇为长治久安而重视教化之功。同年，秦始皇在《琅邪台刻石》中明确提出要“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此与荀子的隆礼重法、人而能群、分等级而治的思想完全吻合，可见秦始皇重视明人伦、讲仁义、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儒家伦常的作用，并以此作为教化的内容。

　　西汉初年，今北京地区四度为燕王国，以蓟为都城，燕王先后有卢绾、刘建、吕通和刘旦；四度设为广阳郡，以蓟城为治所。蓟城始终是北方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各民族聚集地区。在汉初无为而治政策影响下，各学派士人游说诸侯国之间，谋求仕途。汉代统治者也清晰认识到教育所能发挥的重要政治功能，《汉书·礼乐志》载“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在都城建立太学实行教导，在基层设立庠序进行教化。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行”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根据董仲舒的提议，在教育体系中专门设置了学官，主管教育工作。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都城长安建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官，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董仲舒传》载“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元帝时，明确了郡国学校学官的地位，据《汉书·儒林传序》载“元帝好儒，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汉平帝时，学校设置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据《汉书·平帝本纪》记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儒家经学教育从中央太学直到基层形成了官方教育体制，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据《汉书·食货志》载“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由此可见，汉代对入学有了具体年龄的要求：八岁入小学，主要学习天干地支、地理和筹算及家中长幼的礼节；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前代圣人的礼乐及朝廷中君臣的礼仪。东汉时期，基本沿用了西汉的教育体系，地方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出现了“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汉代官学的主要教育内容是儒家经典，即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学习儒家经典，淄川田生讲《易》；济南伏生讲《书》；讲《诗》，在鲁是申培公，在齐是辕固生，在燕是韩太傅；讲《礼》，则是鲁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是胡毋生，在赵是董仲舒。韩太傅就是汉初活跃于燕赵的著名儒学思想家和经学教育家韩婴，他是汉文帝时的博士、汉景帝时的太傅。他学识宏博，精通《诗经》并兼长《易经》。当时的燕赵地区研究《诗经》的人多以韩说为宗。他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行……君子谋之，则为国用。故动则安百姓，议则延民命。”在他看来，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不仅事关个人的成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因此“君子务为学也”。他认为国家应该肩负教育的责任，强调“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把教育视为安邦治国的根本。在教学方法上，韩婴主张因材施教，对于嘴里贪图美味、心理贪图安逸的人应该“教之以仁”，对于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止的人应该“教之以恭”，对于胆小怕事的人应该“教之以勇”，对于品行不好的人应该“教之以义”。韩婴还主张师道尊严，他认为“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只有教师受到尊敬，他所传之道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道得到尊重，人们才会懂得敬重学业。韩婴的教育活动影响很大，“徒众尤盛”。到东汉末的数百年间，韩学始终受到朝廷的重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仅建立了官方教育体系，也促进了私学的发展，东汉时期私学更是高度发展昌盛。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私学不乏典型之举。如卢植因董卓乱政，他直言反对，被罢官，于是“隐居上谷军都山，立学肆（学校）教授，好学者自远方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