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　狄鸿旭

      1905年经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昭告天下：“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从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当时上新式学堂、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而如何吸纳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成为当时政府关心的事情。于是，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清政府同时制定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获取功名、为国效力。1905年到1911年，清政府根据廷试章程对留学生进行了4次廷试，4届分别录取了40人、102人、238人和444人。录取者中，有的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阁中书之职，有的则去当了七品小官；大部分分配到“中央机关”，也有少数派至地方任职。老百姓把这些人统称为“洋翰林”。
      曾任民国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显然是“洋翰林”中的佼佼者。生于1877年的颜惠庆，1906年参加了清政府的留学生考试，获得了全国第二的成绩，被赐予“翻译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后来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部次长，1913年，任驻德国、瑞典、丹麦三国公使。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后回国三度出任国务总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任命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1932年，颜惠庆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提交了日本侵略中国案，促请国联大会和行政院制裁日本。同年，他成功地与苏联签订建交协议。1933年，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两次拜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争取到了大量美国援助。
      如果说颜惠庆还是“学而优则仕”的话，那么清华大学老校长周诒春则时刻牢记着翰林院作为国家最高知识殿堂的荣耀，并亲手打造了新时代的知识殿堂。生于1883年的周诒春，留洋后在耶鲁大学读完本科，并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11年参加了清廷的留学生考试，授进士、点翰林，成为一名“洋翰林”。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周诒春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翌年继任为清华校长。当时清华的设立完全是为了处理幼童赴美留学事宜的。周诒春并不满足于此，他奏请外交部，设立清华学校大学部，同时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仍被清华校友们视为校园文化象征的大礼堂、图书馆（旧馆）、科学馆和体育馆，都是他一手组织设计并动工修建的。他首先倡导了德育、体育、智育并重的教学目标，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即下午四点到五点，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所有学生必须到体育场或者体育馆锻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也是在他任上提出来的。这位深受爱戴的老校长辞任离校当天，清华全校学生大集合，学生们身着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
      “洋翰林”们的命运也并不都如同以上两位这般辉煌，五四运动中位列“四大卖国贼”之一的曹汝霖也是“洋翰林”出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曹汝霖，在1905年的清廷留学生考试中成绩优秀，授进士，后来更获两宫召见，成为四品参议候补。辛亥革命之后，供职于外交部，任次长，负责对日交涉。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洋翰林”们也个个都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他们既通晓中国的四书五经，又精于西洋的格致之学，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自做出自己的选择。只不过，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洋翰林”们的命运往往没办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时多少豪杰的背影，都渐渐消逝在千年科举的余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