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研究员  臧铁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考考试内容的改革逐步进入到了可操作性阶段，进一步强调能力考查的改革目标。此间，深入讨论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孤立的、纯粹的能力测验是不存在的，它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知识载体。“知识”和“能力”并非是两个对立体，恰恰是因为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命题重心的转移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考能力也应当从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上考查学生，引导学生克服以题海战术代替对教材和课程的深刻理解。
　　此后，考查能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一直深入到如何考查综合能力的问题。综合能力是比单一能力更复杂、更高层次的能力，要求学生建立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建立对所学知识间深层次的联系，形成对学科整体的认识和体会；要求学生把握学科或知识的整体意义和整体结构，而不是独立地运用一个概念或定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要求学生对学科的思想方法有较深刻的感悟和掌握，要求提高思维品质，提高思维的敏捷性、严密性和整体性。这样的能力是学生在学习中逐步积累提高得到的，是不能依靠知识的记忆形成的，是教师不能以“填鸭式”的教学包办代替的。
　　1998年，教育部在四川、河北、上海等五省市的保送生中进行了“综合能力测试”，测试题目是多个学科组合在一张试卷中，以突出能力测试的主旨命题。考后无论是教育测量理论界还是命题专家以及各方面都反映良好。这是我国在选拔考试中第一次强调跨学科能力的考试。跨学科综合能力此后几年中一直被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尔后，教育部又明确提出高考内容改革主要体现在命题上，要转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注意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跨学科综合试题比重将随着高中教学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加大等改革思想。后来这些提法都不再提及了，主要是为缓解考试与中学教学出现的一些矛盾，此外跨学科综合能力题目命制难度非常大等问题也是一个制约因素。为了命制跨学科综合题目，曾经采用全国征题的命题方式，实践证明基本不具操作性。尽管综合能力测试的思想后来有所修正和调整，但在中学教学中依然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对于促进教学观念、教学方式、考核评价等方面的变革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
　　1999年，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教育部文件曾明确提出了“命题范围遵循高中相关各科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突破了沿用多年、已成为定论的教育部《关于一九八四年高考命题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所规定的“命题范围不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试题内容的要求不超过中学所用统编教材所能达到的程度。”不拘泥于教学大纲是全国统考50多年来命题原则的重大改革，就考查能力、选拔人才而言，这不啻于一个上乘的命题选拔的思想。因为，课堂教学并不能传授给学生全部的能力，很多能力是学生在课堂之外获得的，是他们从生活、从实践、从社会中感悟到并逐步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课外获得的能力对于他们大学的学习乃至未来的社会实践活动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可是迫于“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复习备考难以把握”等呼声和压力，这个原则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执行，未及经过深入的实践检验便终止了。命题又退回到了严格遵循大纲的原则上。尽管如此，从学生能力培养的角度，还是有更多的人理解了，如果把命题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地带，教学也就被锁定在这一小圈子中，由此会极大地限制学生能力发展的空间。
　　1999年2月，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高考命题“要把以知识立意转变为以能力立意”。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这一转变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一些好的考查能力的题目出现在各科高考试卷中，有着非常良好的教学导向。这些题目往往立意新，情景新，设问新，或具其中的一“新”，且具有一定的知识综合度。题目较“活”，从题目的条件到结论都给考生留出较宽的拓展空间，让学生在相对自由的空间里，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构思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有些题目深入设问，分层递进，进一步考查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研究性学习能力。这类题目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现成的方法可以套用解题，有些解答过程也不难，但背景深刻，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解决问题的精神，考验了学生的学习潜力。
　　高考命题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的改革理念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一个不断认识，反复探索的渐变过程。目前命题中依然在探索能力立意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第四步  理论与现实中走向开放的“3+X”改革
　　高考的理想方式是什么？未来的高考将是怎样的方式？“3+2”方案稳定后，考试业界却一直在探讨这样的问题。
　　教育部在高考改革中始终贯彻“三个有利于”或“三有助”的原则，即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3+2”方案在前两个“有助”上虽有所作为，但并不令人满意，而在后一个“有助”上似乎无能为力，原因是考试科目固定，高校无从选择。此外，“3+2”方案减少了考试科目，引起了生物学界和地理学界一些专家极大的不满，中学生物和地理老师也纷纷“下岗”，让位于高考的考试科目。高考科目设置改革势在必行。
　　1999年，广东省率先探索“3+X”高考科目组改革方案。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必考科目，“X”是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选择1-2科。“X”分科设置的目的是由高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各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根据自己的特长科目报考高校，实现学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
　　广东的改革试点标志着在“3+2”高考科目改革8年后，又一轮新的高考改革的开始。对于这次改革，教育部有预先的设计蓝图，提出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精心操作、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按照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原则，认可程度最大的比较理想的高考方案应当具备：统一考试分科设置高中各门文化课程，包括计算机技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可单独做一门考试科目设置；高等学校根据各自专业的特点自行从中选择要求考生报考的科目（称为X）；考生权衡自己的学科优势，根据报考要求选择专业和院校。这种选择使高校能够按照招生的要求考查与专业相关的学科，并且可自行划定录取分数线，体现了高校招生的自主权。由于各高校和专业选定的X有众多的组合，高中学校就必须要开足开齐所有课程，这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又有利于防止教学的片面导向。
　　广东的方案接近于比较认可的理想方案。尽管广东省第一年试点时在操作上出现高校和考生“X”选科单一化的问题，但这一方案依然显露出在高考改革总体方向上的优势。新一轮课程改革，广东又是第一批先行省份，2007年首次实施新课程后的高考，采用的方案秉承了1999年“3＋X”方案的基本思想，但在科目间等值等方面出现了较大的难题，尤其是在社会对分数公平问题过重强调的形势下，教育测量理论与社会传统观念的沟通有着相当大的障碍，方案的实施难度较大。广东“3＋X”的改革始终坚持向高考改革的理想方向迈进，锲而不舍地坚持理论与实践探索，实在难能可贵。从高考标准化改革开始，广东省在改革中始终走在最前列，几次肩负起实验探索的重担，在30年高考改革中留下了闪光的印记。
　　广东的方案也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1999年7月，教育部召开“落实全教会精神，深化高考改革座谈会”，会后，教育部办公厅发出会议纪要强调：要正确把握“3＋X”的本质，要特别注意“X”的可选择性，一定要由高校选，综合科目进入“X”。
　　经过调整，2000年以后各省陆续实施的“3＋X”科目组方案是“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少部分省市实施的是“3＋大综合（或）＋1”方案。调整后的“3＋X”高考方案，将“X”变成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固定下来，没有了高校和考生的选择性，减掉了方案的本质特征因素，但综合测试引入“X”，突显了综合能力测试因素，命题以能力测试为主导，增加能力型和应用性题目，考查学生相关课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X”科目设置改革的实施较为顺利，到2002年7月的高考，全国除港澳台地区都实行了改革。在“3＋X”改革中，各省先后增加了英语听力测试项目，这给英语教学一个强烈导向：必须重视听说教学，不能再教“哑巴英语”。
　　“3＋X”科目组方案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第一，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制度安排下，已经注意到了多样化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思路，并且在努力探寻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式。第二，由于“3+X”科目改革的实施，打破了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大一统状态，特别是分省命题和春季、秋季两次高考实施后，高考试卷更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第三，对考试内容改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能力立意的理念在“3+X”改革中，成为科目组合改革的操作性基础，使得综合试卷“X”得以实现。高考命题不再过分强调对知识点的覆盖率，而是注重考查思维方式、思维容量以及思维层次，注重考查考生继续学习的潜能。
　　目前，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快速推进，各省实施课程改革后的新高考方案也在陆续出台。“3＋X”科目组方案客观上已经成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要求高考改革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高的立足点，高考分层次、多通道、多种形式和多元化评价方向已经成为改革方案的新的亮点。
　　高考30年技术上改革的思路和决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背景，也必然要受到当时认识上的局限，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既在整体改革中体现独有的特点，又彼此紧密相连的阶段，总体上可以勾勒出一个可称得上连贯的技术路线图。应当说，考试测量技术的进步带动了高考模式的改变，带动了人们对高考的本质思考。技术上的改革是高考这条制度性人才上升通道畅通的科学性保障。今后，研究和探寻更具科学性的考查方式和技术仍将是高考改革中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