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刘悦斌

　　与佛教传入中国不同，西方文化（西学）是随着先进的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工业品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带有强迫性。如何认识和对待强势的西方文化，成为当时的中国人回避不开的问题；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何去何从，成为回避不开的又一个问题。“中西”比较引出了“古今”问题。在对中西古今的比较中，产生了新的文化观，就其发展程度说，依次有“西学中源”观、“中体西用”观和“中西会通”观。
“西学中源”观
　　顾名思义，“西学中源”观认为西学源于中国，是在“中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非西人所自创。这种观点最早出现于耶稣传教士来华后的明末清初，但在洋务运动开始后盛行开来，基本思路是：古老的“中学”被中国后人“失之”，而西人“袭之”并加以发扬，现在学习西学只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礼失而求诸野”，符合古圣先贤之“遗意”。
　　毫无疑问，“西学中源”说牵强附会，是不正确的，当时即有人提出批评。但在近代化初期，它的存在是必然的。一方面，它体现在“变局”面前，受传统熏陶的开明人士提倡学习西学时的矛盾心态，为自强不得不引进西学，对传统文化又割舍不下；另一方面，它也是为了缓和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情绪，减轻引进西学过程中的阻力。清政府在同文馆之争中最后支持了洋务派，理由是：“习西法者，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正体现了这种作用。
“中体西用”观
　　“中体西用”观一般被看作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最早由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此后，其他洋务思想家以不同的言词和概念作了同样的表述。
　　提倡者的目的在于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手段维护中国传统的文教制度。在洋务派这里，“中学”固然是他们要坚守的，但是他们强调的重心却是“西学”，因为这时“中学”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受到威胁，倒是“西学”需要冲破重重阻力来中国安家落户，在这里“中体西用”体现出的是积极意义。随着近代化运动向纵深进行，“西学”的范围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坚船利炮扩大到经济、教育等制度领域。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张扬起抑君权、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旗帜，“中学”的核心——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形态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这时，张之洞抛出《劝学篇》，通篇围绕着“中体西用”展开论述，表面上调和新旧，作持平之论，实际上旨在反对兴民权，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至此“中体西用”论的历史作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西会通”观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自强”，但搞了三十几年，在甲午战争中却被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让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也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只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有了维新派的文化观。
　　这种新文化观的要点是反对“中学”和“西学”“非偏于此即偏于彼”的片面观点，强调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将“中学”、“西学”融为一体。它突破了“西学中源”观和“中体西用”观的局限，第一次将“西学”置于与“中学”平等的地位，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二者也可以相互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文化，在中西文化观比较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