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试报记者  安京京

　　刘雪倩，出身教师世家，教书育人是流淌在她血脉中的渴望。从小受教于名师，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受益者。毕业后，三十余年教书育人回馈社会。当年的她，急学生所急，想学生所想，自创“演、说、写”作文教学法，获国家级奖励，让更多孩子的命运因此改变。如今的她，虽已不再任教，却从未离开教学、科研一线，奔赴远郊区、乡村校，只为让更多的老师受益。她说：“高考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我也要和同仁们一起，更好地落实考试改革的精神，帮助更多的孩子顺利应对高考的挑战。”

 

　　记者：您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请问从小到大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刘雪倩：我的母亲。她的爷爷和二爷爷是“一武一文”俩秀才，辅导“科考”（科举考试），桃李众多。母亲6岁上私塾，举人教，8岁离家，就读于沈从文等名师荟萃的教会学校。国文老师毕业于中国大学文学系，课堂上连讲带演“黛玉葬花词”，被学生昵称“大青衣”；北师大地理系教授王一恒，“利用谐音记地名”激发兴趣，令母亲立志教地理。后来，她果然教了一辈子小学地理。今年5月中华世纪坛举办“中华家风展”，还展出了她作为百岁老教师的事迹、家训和家谱。

　　母亲每当寒暑假回家，总要把村里的穷孩子召集起来，教他们念书识字。受其影响，儿时的我也时常在院子里挂个小黑板，教玩伴儿背诗、认字，模仿萌生了“当老师”的愿望。母亲说，要当就得当“好老师”。这句话成了我的毕生追求。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想参加高考？高考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雪倩：上大学深造是我和众多同学的夙愿。我就读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名校——北京女一中，校长是延安来的教育家杨滨。恢复高考两年后，我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而知不足。中学和大学里的众多名师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和终生学习的愿望；大学毕业后又自学了人大的美学、北师大的心理学课程；相继完成了北大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高研班”和北大教育学院“科研型教师高研班”的学习。

 

　　记者：大学学习期间，哪件事情让您印象最深刻？

　　刘雪倩：考上大学后，由于要照顾孩子，不能住校，只好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京城南北，一趟要近两小时。学校的教学进度快，课下得自学扩充。比如，学习《诗经》时就时常约好友到附近的公园里自学。那个年代上大学，不少是被耽误的“老三届”，大家都很珍惜学习机会。令我印象深的，就是班里后来著作等身的民俗研究专家，为了学习，干脆连做饭的时间都省了，买一口袋馒头，吃一礼拜……在众多学长的感染下，我克服困难坚持学习，做到4年全勤，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记者：大学毕业后就重返学校教书，您是如何尽快适应工作岗位的？

　　刘雪倩：毕业后，我直接就教高二。为了尽快熟悉教材，我参加了涉及初高中12册教辅书的编写。刚教课的时候，我顾教材顾不了学生。母亲的老师“大青衣”的教法启发了我，即用表演的方式，文图转换，培养语感。我就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教学试验中，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课。我先带着4名学生去中戏老教授家学“说书”，上课时一人说一段。“惊堂木”一拍，情境毕现，这样人物在学生脑中“活”起来，促进了学生的深度理解。课后，老组长说：“这才是语文课。”

 

　　记者：您是如何与作文教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的？

　　刘雪倩：我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4岁背唐诗，8岁写诗词，上初中时喜欢写作文，后来留校在政工组搞宣传、在文艺队做编舞，向专业老师学到了不少。艺术的熏陶，创作灵感的激发，都为我后来的作文教学研究打下了基础。1992年，我参加了教育家温寒江教授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发展形象思维的教学实验与研究”，负责中学作文教学改革的研究。从“八五”立项到“十三五”的追踪调查，一干就是25年。我用“每日一文”的形式，引导学生留意生活，3年下来，集成25万字的作文选。参与实验的这两个班后来中考语文平均分位居全区同类校第一名。

 

　　记者：您和学生之间最让您难忘的是什么？

　　刘雪倩：最难忘的是通过参赛、投稿、编写训练脚本、拍光盘等一系列“在生活中教、学作文”的实践活动，师生共享创作的快乐。特别是众多学生树立了理想，激发了创造力，多年后成才，令我欣慰。具有电脑编程特长的学生费云，被我请来做美编，并鼓励他报考清华电子系，3年后如愿以偿。学生陈震在北航学习“计算机人体感应”期间，创造力一发而不可收，4年就有两项发明专利。而今，他一边在清华硕博连读，一边融资千万，创立“速感公司”，研发机器人。获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的李子元就读多伦多大学，后进入加拿大政府工作……多年来，我教的众多学生，在各行各业发挥着作用。这些孩子的成功令我难忘。

 

　　记者：在执教生涯中，您取得过哪些成就？

　　刘雪倩：2002年，获北京市“第四届胡楚南优秀教学成果奖”；“演、说、写”作文训练光盘获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国优秀教育音像制品”二等奖。2004年出版的专著——《教学生在生活中作文》（《北京教育丛书》之一）被丛书编委会认为“有鲜明的实践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2007年，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推荐为“教师继续教育教材”。2009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三届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1年，获“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2014年获教育部颁发的“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国家级奖励”二等奖。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您如何看待高考改变中国这一命题？

　　刘雪倩：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途径之一。民族振兴靠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源源不断地为学校输送优秀毕业生，教书育人才能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尤其在当今国际竞争中，急需创新人才来推动高科技发展。众多学生的成就，令在一线教书的我欣慰无比，为国家培养人才，我乐此不疲。因为我和同仁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没有创新型教师，何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记者：您从2003年起就参加北京教育考试院的中考评价工作，能简单说说么？

　　刘雪倩：参加考试院试题评价工作的初衷，还是“急学生之所急”，即站在考试改革的前沿，作为第三方，利用中考实测数据统计进行分析，客观评价北京市中考试题的命制和考生水平，从而为来年的试题命制及教学提出建议。15年来，我通过撰写评价研究报告的方式，传播考试改革和考试评价的理念，促进北京市的教学水平提高。近5年来，考试院还为区里“把脉”，针对各区数据进行分析，精准提出“诊治”办法。

 

　　记者：2004年退休后，您仍没有放弃教育事业，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刘雪倩：退休后，接受北京市教委和考试院颁发的三个聘书。其一，作为考试评价专家，每年撰写试题评价或考生水平的数据分析报告，或下情上达，撰写简缩版报告；先后受邀到延庆、房山等近十个区做“中考语文学科质量分析”，针对该区的具体问题，提出教学建议。其二，作为《丛书》作者，应邀去门头沟等区举办讲座，推广“演、说、写”作文教学法；担任北京市第六届和第七届“读、用《北京教育丛书》征文活动”评委。其三，参加北京市老教总会、关工委组织的支教工作，到密云偏远农村校，听课评课，为首都师资水平的提高，尽微薄之力而乐此不疲。因为，时代呼唤“名师教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