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刘海峰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蔡正道

（续1月12日第1605期）

　　考试习俗文化存续

　　对于较为刚性、“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考试制度文化，可以说是在中国社会中，于国家与制度层面上所必要的节制手段，也是其之所以显得珍贵与神圣的原因。而考试礼仪、考试崇拜（或考试信仰）、考试习俗等，则是从考试习俗文化方面，使得考试在社会上具有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

　　考试礼仪

　　科举考试中的神圣性体现，除了在京城的“状元游街”外，对各省城百姓而言最直观与震撼的，莫过于考官起程与入闱礼节，及发榜礼仪与程序。这是因为贡院于考试时施行锁院，一般人无法窥得其内之神圣肃穆，而士子的点名入场与出场亦无可观之处。只有在乡试时，各官员在入帘宴后始于府邸乘坐加封之显轿前往贡院，队伍一出抚署便有连珠不绝于耳的炮声，各用衔牌数十对为前导，仪仗鼓乐伴随其中，相当威仪肃穆。通常沿途观礼者人山人海，填街塞巷摩肩擦背，皆以一见颜色为幸。下一次能见到此等阵仗时便是乡试发榜礼仪，榜从聚奎堂“用黄袱负之以出，安放入已在至公堂上的五彩亭内。此时升炮鸣锣奏乐，各要员从至公堂送榜直至头门，大门外升炮三位，已有营兵数百名在此伺候，迨榜亭出门，即排道护送至布政司衙门照壁搭就的彩棚张贴。随行鼓乐笙箫极形热闹，观者密若堵墙，几至肩摩毂击，对面语几不可辨”。这些仪节不仅丰富了过往的科举礼仪文化，也强化了科举考试在普通百姓心中之权威和神圣地位。

　　至于京城的状元游街仪式，则更是威仪壮观。清代进士及第后，要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彼时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进士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此外，新科进士还要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在状元游街仪式中，三鼎甲沿午门、天安门等中门，从紫禁城中走出来，排场很大。这些中门只有皇帝在登基和大婚仪式时才可以走，其他任何官员，即使是宰相也不能走，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进士发榜礼仪有多么崇高和重要。

　　考试崇拜

　　除前述的制度文化外，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还来自于其考试内容（文化经典）、政府权威以及传统信仰中所谓的“天地鬼神”部分。在崇尚科举的传统中国社会，科举文化中与天地鬼神或民间信仰相关的内容，流传至今较常见者如文昌帝君庙、魁星阁、阴骘文及其周边文创商品等。不过对于古代考生而言，在认知层面影响他们更多的还有当时各种因果报施之说，以及许多如《科场异闻录》《状元果报录》《棘闱夺命录》，甚至是地方性的《浙闱科名果报录》等警示笔记小说，并且外化于贡院考试当中。譬如举子在入贡院号舍后，于封号前可至明远楼顶的魁星阁祭拜。此等仪式对于深信善恶有报的传统之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另外，明代乡试考官还有发誓不舞弊的礼仪，这些都是科举具有神圣性的一个原因，也是科举时代广为人知的考试习俗文化。

　　从现代的科学观之，这类属于神秘学与不可知论的领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但古人的这一世界观也构成了考试习俗文化之一，至今在许多庙宇的“金榜题名”之类的祈福牌上仍能见其影响。此外，科举考试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神圣属性，必然会在考试过程中展现于具体的活动上，甚至外溢到相关人物与民间习俗上。关于考试礼仪和考试崇拜，诸如考试程序中的各种肃穆仪节，或民间社会对科第人物的敬重，由于科举社会已不复存，因此我们只能于文献中汇整复原以求认知；而对于考试习俗，系于科举文化强大的影响力而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藏于民间而流传下来，这其中的某些部分（如科举习俗）尚能为我们所见，也是我们认识科举文化的重要视角。

　　考试习俗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科举的烙印。从科举习俗的视角，可以加深我们对科举文化的认识。从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筹和状元会饼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等，都可以看出科举文化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厦门和闽台一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的博状元饼习俗，是科举时代全国都流行的博状元筹习俗的直接承续。每年中秋节前后，厦门市家家户户都博状元饼，63个一套的状元饼，由一个最大的状元饼，两个榜眼和探花饼，4个传胪、8个进士、16个举人、32个秀才饼构成，其用6颗骰子的博法完全沿用明代流传下来的博状元筹的博法。2008年，中秋博饼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前些年还在福建省福鼎县流传的博状元筹习俗，尤其是贵州织金县现在还流行的抢状元筹习俗，更是原汁原味的古老科举习俗在当代的活化石。

　　总体而言，科举习俗鼓励民间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者。今人还好用五子登科、状元及第、连中三元等科举吉语，这在现代语文中经常可以遇到。大量科举习俗是与状元相关。现今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在元宵前后踩街游行中，按过去点状元发榜列队游街，以“大魁天下”横幅作为前导。明代社会上已流行猜状元拳，现代酒令中还依然有“五经魁”等叫法。一些地方在高考前给考生吃状元饼、状元豆，也是为了求取吉兆。

　　在各种考试习俗中，有许多是以谐音来祈求好运者。明代冯梦龙《古今谈概·俗谶》载，江南乡试前夕，很多举子都要吃煮熟的猪蹄，以求“熟题”——在考试时遇到熟题或对所有题目都熟悉。而当代一些考试习俗，也是以谐音来求取吉兆，如：端午节包粽子喻示着子女参加升学考试“包中”；台湾政治大学招考宣传的“包种茶”节，便含有“包中”的寓意；在高考第一天，有的家长穿上旗袍，寓意子女“旗开得胜”，近些年也越来越流行。

　　考试机构文化建设

　　考试机构文化是考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考试机构的精神面貌、价值标准和文化素质，影响着考试机构的效能和形象。建设优秀的考试机构文化，对提升考试机构整体素质和能力、提高考试机构效能、树立考试机构形象、提升考试机构品位，都有重要意义。

　　科举考试机构文化

　　汉代就已开始用笔试来选拔人才，但在近900年的时间内，一直都没有专门的考试机构。进士科举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唐初有分管科举考试工作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但也还没有设立考试机构。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科举考试管理由吏部转移到礼部，才开始设置专门的贡院，并使用专门的贡院印玺，使礼部贡院具有独立的职能。唐五代因考试科目繁多，且每年开科，贡院考试事务繁多，而知贡举官不一定是礼部侍郎，通常是临时差遣。贡院到晚唐便不仅是科举考试场所，而是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考试机构。

　　五代时，贡院的行政职能得到加强。据《册府元龟》卷641所载，后唐各次有关科举考试事务的奏文多由礼部贡院上奏，而不是由礼部侍郎或其他相关官员上奏，朝廷敕文也直接下发给贡院，知贡举官各年常更换，而贡院却是一个常设机构。天成二年（927年）贡院奏请依旧设考试官两员，当时还有“五经考试官”“五科考试官”之称。除知贡举官和考试官以外，贡院还有不少考务管理人员。当时贡院具有行政职能，因此有“院司”“当司”“本司”等用词，而还有“贡院司”“知贡院官”之称，说明贡院近似于一个行政实体。北宋前期，贡院也还具有主管科举的行政实体性质。庆历六年（1046年），同知贡举张方平奏上《贡院请戒励天下举人文章》，从“贡院”作为主语的用法，便可以看出当时贡院具有行政机构性质。

　　不过，自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以后，定三年一开科之制，科举形成三年大比的周期，贡院的使用率不高，一般仅为科举考场，只有在举行科举期间，贡院才繁忙起来。明清乡会试贡院规模庞大，布局严谨，条理分明；但是在举行乡试或会试的一两个月间，贡院是一个兼具考场与临时考试机构的集合体。在考试期间，贡院北部的内帘区与外帘区，由各类考官、各类考试事务官、各类监考官，以及相当多的工匠，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考试机构。不少著名考官有题写贡院的对联，如明代杨士奇题江南贡院明远楼柱联：“场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后来各省贡院明远楼中都书有此联。

（本文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1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