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科举制度的实行，使选官制度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打破了地域、阶层界限，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带来了社会的波动和震荡，不仅为所有盼望步入仕途的人注入了精神动力，而且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打开了一条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形象描述。

　　由于科举制度是面向全社会的、公开的选官制度，而且凭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因此即使一般的农家子弟也可以经过寒窗苦读，凭自己的知识才能，一举成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取士，除对少数职业和部分人有资格限制外，抛出了诱人的平等绣球，平衡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心态，因此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也是保证官僚队伍新陈代谢的有效措施。

　　自唐代始，贫寒子弟应举入仕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颜真卿、韩愈、白居易等人都是自幼家贫，通过自己的努力，沿科举之路步入了仕途。在这一时期，奖拔孤寒的呼声也很高，一些执掌科举的官员因能秉公录取寒士而受到世人的赞扬。元和十一年（816年）丙申科，李逢吉为知贡举，所选33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在这种局面下，不论是社会下层欲提高身份门第者，还是社会上层欲维持门第者，都要通过科举。人称：“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在科举的影响下，社会下层可升为上层，而社会上层也可随时落入下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原有社会格局被打破，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才干的王孙公子只得沉迹下僚。“草泽望之起家”，正反映了科举制度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推动作用。而老牌势族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不得不屈尊应试，或图高就，或“望之继世”。

　　宋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体现公平取士的原则，更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保证了官僚队伍成分结构的不断更新。社会阶层流动，可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

　　社会阶层的流动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不断更新，使社会上下阶层在和平与合法状态中经常不间断地对流。许多贫寒卑微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机制获得了地位的改善，这一点在明清时期表现更为明显。明清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离不开科举这一主题，而反映贫寒之士登上“天子堂”的也不胜枚举。

　　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曾研究过科举与个人社会地位改变的问题，他们根据清代的915份科举试卷，考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情况。根据他们的统计，在这915人中，身为白衣（平民），即父辈无功名而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者，占到33.44%，比例较为可观。尽管在获取功名的人中未必各个都能入仕为官，但这些数字已能说明问题。

　　仕宦家庭子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良好条件，处于夺魁的优势地位。即使如此，普通家庭，甚至贫寒家庭出身者也在状元中占了较大比例，这恰恰体现了科举取士的基本特征：不拘门第、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科举制度的实施，达到了使官僚队伍不断更新的目的，使社会发展趋向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