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启五

作者简介：

　　郑启五，厦门大学人口所研究生导师、福建人口学会副会长、土耳其中东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老三届”，1968年初中毕业，后成为知青。1974年冬，返回厦门，在厦门大学外文系食堂当炊事员，半工半读。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厦门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8届初中生是所谓的“老三届”中最年少的一届，他们却用稚嫩的肩膀和整个“老三届”群体一起承受着“文革”的后果。我就是1968届的一员，1965年9月考入厦门重点名校“厦门双十中学”，但就读不足8个月学业即被断送。到1977年高考恢复，我在青春年少的大好时光，整整失学长达11个春秋，8个月的初中几乎成了我终身的学历。

上山下乡，不忘读书

　　1968年12月，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突然发出，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很快被宣布为“1968届初中毕业生”。随即上山下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在街上的“光荣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被分到龙岩地区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大队，被正式转为农村户口，并被要求“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一个又一个“被”接踵而至。

　　我被这阵历史的狂潮抛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的“唐屋村”，往右翻过一座山就是江西会昌的洞头，往左翻过两三座山就是广东的平远。唐屋村没有电，最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一根从１０公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帽村拉来的铝线，供电话和有线广播两用，时光仿佛一下子倒流百年。格格不入的农村生活令我开始惶恐，与惶恐的感觉并驾齐驱的居然还有莫名其妙的读书欲望，而且越发强烈起来。有一天，我居然一个人步行了５０多公里的红土小路和砂石公路，来到了武平县城，径直伸手敲开了“武平一中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木门，一进门就急切且诚恳地对办公室里的人说，我是厦门知青68届初中生，想接着读高中。那几个人一时愣住了，其中一位半笑不笑地对我说：“你们厦门知青是来我们武平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不是来读书的，你要安心上山下乡，好好劳动。”我则不依不饶，重复着我是初中知青，我要读高中，并且据理力争“我要读完高中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办公室那几个人用客家方言嘀咕了几句，其中我连猜带蒙大概有一句听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这么多厦门知青，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不大正常。”

　　我已记不清后来是怎么又步行百里回到唐屋村的，但想读书的欲火非但没被浇息，反而在胸口越烧越旺，干渴难忍。我写信要求父母亲将我所有的中学课本都寄来农村，我要读书！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在昏黄的油灯下开始了自学与阅读，那煤油的气味温暖了闽西冬天的寒夜……大队部的《福建日报》以及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两个月一本的《新阿尔巴尼亚画报》都成为我饥不择食的文字口粮……

回到厦大，半工半读

　　1974年冬天，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父亲毅然提前退休，动用当时唯一的救命稻草——“补员政策”，把我补回厦门。学校人事处安排我到厦大外文系食堂当炊事员，这是当时绝大多数“臭老九”子女理所当然的去处。工作分配结果一出来，与我同时分配到食堂的几位老知青当场就哭了。我却偷着乐，因为有自知之明，右派分子的后代压根就没有选择的空间，更因为我从此可以尽情地自学，厦大图书馆那么多的藏书正等着我去读！

　　食堂工作的繁重强度其实不亚于农村。烧煤、洗菜，水深火热，最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长年没有假日。星期天轮休一天，实际上是用周六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换来的。因为每天吃饭的学生永远都是300多人。男工还要煮稀饭，凌晨3点起床，头昏眼花，用一口特大的锅熬粥。繁重的劳动也没有阻挡我的自学和阅读。厦大图书馆不少“外国名著英语简易读物”上都沾有我的“斑斑手迹”，或是煤污，或是带着五香的淀粉，应该没有油渍，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哟！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快不满足这样的自学状态，我要读书，我要与同龄的工农兵学员一起上课读书。既然我也是工人，我就有权利成为工农兵学员里的一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参加“教育革命”，我要半工半读。我写了很长的一份要求，提出我的诉求，一式两份，一份寄给了当时国务院教育组的组长周荣鑫，一份送到了厦大外文系革命领导小组。给外文系的信即刻有了回音。系办主任（我小学同学的母亲）代表系领导小组郑重其事地专门回复了我。大概意思是，首先肯定了我身体力行要求参加“教育革命”的愿望，但做好食堂本职工作就是对教育革命的最好支持，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参加工农兵学员的政治学习。我很清楚，这是我所能获得的最好回复，我因此更加自由和大摇大摆地出入外文系的阅览室、资料室。自学和写作相辅相成。我发现当时写作不仅是自娱自乐，还是门槛最低的挣扎。我有恃无恐，跑到大教室去听课，当时的工农兵学员零起点，我正好如鱼得水，学英语、学日语不亦乐乎，还首创了中英混合的卖饭用语——“How many Liang do you want？”（你要几两？）

恢复高考，终于圆梦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的散文处女作《解放了》发表在《福建文学》，挣扎了几年的自学努力终于有了初步的回声。随后，我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的长诗《诗的花圈》也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我一时间信心倍增，踌躇满志。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高考恢复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之后，我随即认识到有三道门槛横在前：一、只学8个月的初中，能否报名？二、自己这点自学的水平够用吗？况且我的数学一塌糊涂，分母在上还是分子在上我都分不清楚。三、即便过了前两关，我的家庭出身能被组织上认可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吗？

　　从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到开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月。而这一个月里，食堂一天假期都不给。其实我自己不愿意也不敢请假，因为我一请假就势必增加同事的工作负担，让人家为你干活。而上述的“三道门槛”也让我一切顺其自然，不慌不忙，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淡定。我以极为平静的心态走入考场，日积月累的知识量得到了发挥，语文作文是读后感，素材是关于大庆“铁人”王进喜的报告文学，我早就熟读了；英语考卷也没有逃出我的视野，那段《熊猫》的英语描绘好生眼熟，它来自我不久前精读过的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但数学注定是一败涂地，我草草做了前面的几个小题，然后马上交卷，赶回家复习历史和地理……

　　最终我以数学只有7分而其他科目几乎满分的成绩过了体检线。参加体检时，我兴高采烈。这是我成人之后首次遭遇公平对待，我“够本儿”了，居然越过了三道门槛中的两道！录取通知书终于发完了，我没有份儿，这是早有预料的，第三道门槛显然是无法逾越的。有人风言风语，说“狗崽子还想考半保密的外文专业，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是损人的话，又何尝不是大实话！我回到食堂加班加点，因为考试耽误了同事的休息时间。我继续埋头苦干，并很快迎来了恢复高考后首届考进来的大学生，只是那句“How many 两 do you want？”再也说不出口了！

　　就在这个人生难受的节点上，出现了中央要求各校挖潜扩招，以及政审要重在考生个人表现的传闻。1978年3月的一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脚步经过学校信箱，发现家里信箱玻璃格有一张挂号信通知单。我的心剧烈地跳荡了起来。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坐在信箱门口的石阶上等待开门，取单签名，凭单取信。这封挂号信果真是我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随后在厦大外文系举行的迎新会上，我上台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这是梦吗？》。头四句是“这是梦吗，这是梦吗，有谁能告诉我，这不是梦境”。事前没有任何彩排，但现场熟悉我的外文系师生大声回应：“Cook（炊事员），这不是梦啊！”

　　这怎么不是梦？这是一个1968届初中生失学长达11年后实现的大学梦，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就此开始！事后30多年，在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关于高考的几集总是令我泪流满面！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3至4张本人当年高考时与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Esther0329@yeah.com或zongbianshi@bjeea.cn

　　报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志新东路9号A座 北京考试报社总编室收（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