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旭光

作者简介：

　　郝旭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大学生最喜爱教师，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精品课程负责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高校十佳师德标兵，受邀偕家属参加2015年9月3日胜利日阅兵大典。证券监管效果论、平台型领导的提出者。出版著作、教材21部，其中独著5部。在《管理世界》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共发表论文200余篇。《上海证券报》专栏作家，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设“股市心理学”、“解码领导力”专栏。先后求学于北京科技大学金属材料系、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小小书虫，不到4岁上学

　　我从小喜欢读书，乳臭未干即浸染在农村小学的校园里。我最早的记忆，是一个农村小院，两位老师，三间教室五个班，另一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我喜欢天天听琅琅读书声，经常在屋外扒着窗台学舌。大人发现后，让我这个三岁多的小孩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假装是学生”，结果我学得比正式学生还好。他们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时，我这个旁听生经常抢答、抢镜。因此，不到4岁我就正式上学了。跟比我大四五岁的孩子一起读书，成绩却一直稳居第一。

　　“文革”期间，我随父母下放回农村老家后，没有书桌，就经常坐个小板凳借炕沿读写。家里有人来串门时，我就站着，下巴颏顶着农村那种桌面读写，可以在大人们聊天的屋子里学习而不受干扰。那时，我几乎借阅了村里四百多户人家所有没有销毁的“有字”读物，包括数学读物鸡兔同笼、狮虎渡河等，京剧剧本《玉堂春》、四大名著、甚至古本《纲鉴易知录》等。去舅舅家走亲戚时，我把表哥“文革”前的初中数学课本都翻烂了。

　　我还是农村公社供销社书籍柜台的常客，每次去公社，必去书籍柜台前。中年营业员阿姨非常喜欢我这个小书虫，仅给我一个人“只读不买”的特权。我常常一看就是半天直到关门。我一直很感谢那位胖胖的阿姨，她是我生命中的恩人。世界上因为有这样的好人而多了很多阳光。在那特殊年代里，这抹亮色一直影响着我。

　　有一次，我想买一本书而父母不同意。我就倔强地赌着一年不吃苹果也要买。如愿买了以后，我真的坚持不吃苹果。后来父母发现我还挺倔的，怕我长身体阶段受影响，一直跟我说：“现在可以吃苹果了。”但我楞是坚持了大半年不吃苹果。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我是真喜欢读书。

　　每年除夕，父亲、哥哥和我三人玩扑克。令他们“最烦”的是，我总在炕桌下放一本书，打牌间隙忙里偷闲地也要看上几眼，还常因为看书忘了出牌。大年初一上午拜年后，我会避开热闹暖和的屋子，躲在没人的小冷屋子里看书，尽管冷，却其乐无穷。对我来说，看书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看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乐趣。

　　我喜欢读书和学习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那时候，学校几乎不留作业，我喜欢主动做做算术题。记得有三次年底时，考试成绩在村中心张榜公布，我的名字都出现在第一的位置。

　　父母经常提起，我很小时，有一位孔校长让我做20以内的口算加减，我竟然全对了。孔校长到处说“老郝家的小孩将来必定是一个大学生”云云。这件事我没有任何印象，那时也不知道大学生是什么概念，但这却成了我小时候喜欢学习、想上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十几岁的一位堂哥，偶然有一次拿语文课本考我。发现我竟然背下了全部课文时，他吃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我从没刻意背过，可能真赶巧了。后来堂哥逢人便夸他的堂弟如何如何牛。这是我自懂事以来所受到的最有效、最大的激励，令我保持着对学习的兴趣。

一不小心，书虫变学渣

　　1977年春天，父母在农村当公办教师。为了让我接受公社中学的正规高中教育、不在本村九年一贯制学校（即一个大村的一所学校，包括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的所谓高中班继续混日子，好好为可能恢复的高考早做准备，母亲舍弃了本村六间新盖的大瓦房，毅然调到可让我去公社中学就读的邻村任教，有点类似现在买学区房的举动。我来到公社中学，因为在以前参加排名时成绩一直稳居榜首而迅速“走红”。学校开了一个什么大会，还让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

　　意想不到的是，临近夏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厌学情绪，晚上与不爱学习的小伙伴在打麦场上瞎聊到半夜，早晨去学校上课趴在桌子上与周公神游……这惹得母亲恼怒异常，烦得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无以复加：好学生怎么突然变成学渣了？实际上这挺正常，“文革”结束快一年了，原以为上大学“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高校复核”的保送制度可能会寿终正寝，但始终没有下文，大学梦依然遥遥无期。因为这种绝望，我对一些积极的信号竟然没有感觉，对学校、老师开始重视文化和教学，半数以上同学开始重视成绩的微妙变化置若罔闻。最该努力时，我却突然掉队了。一不小心，书虫变成了学渣，而且还渣得厉害。

学渣逆袭，迎来惊喜

　　不久，学校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数学竞赛，初赛就是当时课堂教学水平。我竟然仅以60多分进入决赛，而第一名几乎满分。这位同学转学前是原先学校的第一名。这极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加剧了我的厌学情绪。若一直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估计我现在也就是农闲时披着棉袄在街上晒太阳、或者屋里玩着麻将的郝大爷。

　　转机出现在决赛。决赛采用了“文革”前类似高考难度的正规中学数学题。成绩公布后，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第二名成绩还不到10分，那位初赛第一的同学，成绩是一个鸭蛋——0分啊。而第一名的成绩超过60分！知道是谁吗？是我。因为天赋、运气？或者别的东西？不知道。我以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题目，但考试期间并没觉得特别难。这次冠军，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它消除了我的厌学情绪：满校园都是羡慕的眼神，当然，还有一些不服的眼神，从里面可以读出“蒙的”两个字。有时想想也对啊，预赛那个成绩，怎么决赛就突然“逆袭”了？但那时我没工夫理会这些，有的只是高兴，那种明星感还是挺强的。这失而复得的良好感觉、这从未有过的成就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学习热情和自信心。

成功，一个连着一个

　　正式恢复高考的文件下发后，学校组织了庞大的高考补习班，包括在全校范围内选出来的尖子班的同学，在农村务农、在城里上班的往届（包括老三届）毕业生，高中毕业就给我们上课的年轻的数、理、化、语文、政治老师，人数近百人。开班第一堂课采用了“文革”前某大学的高考数学题进行摸底考试。第一名57分，又是我！第二名不到20分；我那些年轻的中学老师，分数小于等于个位数。这次摸底考试比上次数学竞赛的冲击力还要大得多，上次只是校内同一年级的同学比赛，这次囊括了公社所有准备考试的“精英”，原先那些“蒙的”的眼神变成了“嫉妒”。消息传遍公社的几十个村子。数学竞赛成绩或许有偶然性，但这次数学摸底考试成绩，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地奠定了我在整个学校、公社的“江湖地位”。

　　现在回想当时逆袭的过程，也好解释：预赛题目简单，我又长时间厌学；而决赛和补习班的摸底考试，难度一步登天，大家都没有遇到过，拼的是智商、积累和素质。正是这些成功的体验，为我后来的复习注入了极大动力。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全县包括我，只有3名在校生一榜入围，我排全县4483名考生的第52名（还有一位58名，我的同桌排80名以后）。最终全县录取了56名大专生，另外两位没被录取。

　　后来因各种难以述说的原因，我又参加了1978年高考。1978年春天，在紧张的复习之余，我还在学校领导的安排下，和另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临县的乳山二中访学。人家给了一套模拟题让我俩做，我又受到那个学校数学老师的赞赏。回校后才知道，我们的行为有点类似打擂台，那套考题是该校刚考过的一套试题，而我的成绩在所有参与者里名列第一。按照学校书记的说法，我为学校增光都增到邻县去了。

　　在正常的复习之余，我从一位老学究那里借来一本繁体字的老版《数学词典》。这本大约五百多页的书，我愣是在业余时间，把全部习题做了一遍。做完了这套题后，我底气特别足，感觉对数学的理解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平时那些模拟题很少能超过这个难度。带着这种自信，我迎来了人生第二次高考。

　　1978年的高考，我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全部5门课成绩全及格的考生，在全公社名列第一。我的成绩比第二名高出20多分，比数学竞赛预赛第一名那位高50多分，比我1977年的同桌高30多分。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是县里当年为数很少的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学生。

　　成功的体验是一种激励。但成功的体验又来自何处？来自于一定天赋基础上的兴趣和积累。

　　正是高中前的兴趣和积累，才使我在前文所述的数学竞赛和高考补习班摸底考试中脱颖而出。这激励了我在学习方面与同伴拉开很大差距，顺利考进名牌大学。

后记：兴趣是最大的动力

　　我喜欢数理而不喜欢工科，我喜欢当教授而不喜欢当工程师。我大学毕业在家乡县办农业机械厂工作一年后，1983年考到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经济学硕士，是从县里考走的第一位分配回来的大学生。1986年毕业后，我回到北京的高校当老师，总觉得读书没有读够，水平不够，后来有了正教授职称也觉得意犹未尽。2003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攻读管理学博士，感觉自己不仅圆了中国读书人的进士梦，还圆了状元梦。读博士期间，上课之余，我旁听了人大、北大、清华二十几门顶尖的相关课程。2010年，我年近半百，获得博士学位，还真是老书痴一枚。

　　因为喜欢，所以快乐、不累，所以能深入、愿意琢磨，所以能够坚持。例如小时候，没有人强迫我，我就是喜欢读书和学习，因而提高了学习的成绩，成绩的提高，又反过来增强了兴趣。

　　我当老师以后，因为喜欢教书，喜欢科研，加上确实比较勤奋，所以学术上才取得了一点儿小成就，获得了一些荣誉，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得到了同学们的肯定和鼓励。

　　对我来说，读书是兴趣，教书也是兴趣。看到同学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就得到了教书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我的运气比较好，幸福指数比较高，正好实现了事业与兴趣的匹配。这中间，兴趣是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