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李 凤

　　进士科在唐代很受重视，无论世家子弟还是寒门书生，一旦考上进士，都是非常荣耀、值得庆贺的大事。放榜以后，新科进士要参加一系列礼节仪式和庆祝活动，如拜谢座主、参谒宰相、曲江宴集、雁塔题名等。这些活动每次都是由士子们自发聚集形成的，没有官方人员负责组织，而新科进士们人生地不熟，且大多长于读书而疏于世故，要他们往来奔走，张罗酒宴，也是比较困难的。鉴于这其中隐藏的巨大“商机”，中唐以来，长安的一些“游手之民”组织起来，专门为新科进士们提供各种服务，并从中牟利，被称作“进士团”。

　　进士团的第一项业务，是赍送榜帖。所谓“榜帖”，相当于今天的录取通知书，是官方在统一放榜以外，分别发放给考生的录取公文。考生在报名之初，必须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临时落脚点上报存档。放榜以后，进士团通过一定门路获得这些资料，并将赍送榜帖的差事包揽下来。

　　考试结束以后，考生一般会留在京城等待放榜，但也有部分家住近郊或发挥不好、登第无望的考生径自回乡。对于前者，进士团只需将榜帖交予考生本人即可，而对于后者，则需要专程跑一趟，送到考生的家乡。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吏部尚书王起知贡举，长安周边的盩厔县有一个考生名叫高退之，他考完最后一场策论，觉得自己发挥得不好，便径自回乡了。不想正在苦闷之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进士团送来了榜帖，才知道自己竟然中了进士。惊喜之余，他在诗中写道：“何事感恩偏觉重，忽闻金榜扣柴扉。”

　　进士团赍送榜帖，会收取一定的报酬，至于是明码标价还是任人打赏，则不可查考了。他们在送榜之余，还会通知考生到一个固定的地点集结，以便统一安排接下来的活动，这个集结场所便是进士团事先开辟好的“掘金地”——期集院。

　　期集院产生之初，应该和拜谢座主的仪式有关。所谓座主，就是这一科考试知贡举的人，亦即主考官。新科进士们能够登第，离不开主考官的“知遇之恩”，所以放榜以后，按例都要拜谢座主。这不仅是科举考试的“余兴节目”，其更大的意义在于确定座主门生之间以及同年进士之间的师友关系，为以后同朝为官、彼此照应打下基础。由于上述原因，“拜谢座主”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新科进士人员分散，难以集结，座主事务繁忙，且身为尊长，不便出面，一切便由进士团打点。为了便利起见，进士团先在座主宅邸附件租下一处院落，各地进士均到此集合，故称“期集院”。等进士们到齐以后，便一起去拜谢座主，然后约定日期，由座主率领去参谒当朝宰相。

　　新科进士出行，进士团负责喝道开路。据《唐摭言》记载，秘书监薛逢晚年厄于宦途，很不得志。有一次，他骑着一匹瘦马走在上朝的路上，正赶上放榜，进士们缀行而出。前面开路的进士团人员见薛逢一副落魄的样子，大声喝道：“回避新郎君！”薛逢不觉失笑，遣人上前说道：“报导莫贫相，阿婆三五年少时，也曾东涂西抹来。”“报导”是当时对进士团前导的称呼，薛逢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进士及第，其后仕途一直平平，说这样的话，既表达了他对进士团势利嘴脸的厌恶和蔑视，也有些无奈自嘲的意味。

　　拜谢座主、参谒宰相等仪式，都有一整套固定的繁文缛节，是非常严肃的官方活动。但张设贡帐、准备酒肴等具体事宜，还是由民营性质的进士团一力承担。其见缝插针的渔利手段，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与接下来一连串的“狂欢式”宴集比起来，送榜喝道、帮衬官府的收入，无疑只是“蝇头微利”。

　　唐代的进士科放榜多在春季，京都长安烟水明媚、风光旖旎，新科进士们本都是文人雅士，再加上官方的奖掖、民众的追捧，当然也包括进士团等商家的推波助澜，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宴集活动应运而生。这些宴集名目繁多，除了广为人知的曲江春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尚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毬、牡丹、看佛牙、关宴等，凡此种种，不可胜计。而这些宴会的主要筹办者，便是进士团。据《唐摭言》记载，大中、咸通（唐宣宗、懿宗年号）年间，进士团发展极盛，当时的“酋帅”（负责人）叫何士参，由他主办的大小宴会极尽奢华，“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甚至第一年宴会刚完，便开始为来年做准备了。

　　综上所述，进士团小到送榜喝道，大到张罗宴席，上为官府帮衬，下与青楼勾结，其业务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进士活动的所有环节。这种奇特的“科举服务业”如此兴盛，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政府对科举的重视，以及相伴而来的民众对进士的追捧；此外，唐代开放的社会文化风气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