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李 凤

　　唐代佛教盛行，儒释交往频繁，僧人与士大夫应酬唱和、谈禅讲经，关系十分密切。不少文人因科场落魄、仕途偃蹇，最终选择了剃度为僧、“逃禅”山林的道路。相反，也有一部分僧侣耐不住晨钟暮鼓的寂寞，蓄发还俗，投入了科考应举的行列。

　　唐代科举政策较为宽松，据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卷九记载：“（唐高宗显庆年间）诏征四科，不论僧俗。（明解）遂射策登第。”“不论僧俗”的规定，在政策上保证了还俗应举的僧人与一般考生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明解，俗姓姚，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幼年在长安普光寺出家。他工于文藻，且琴、书、画皆擅，时人称为“三绝”。后来还俗应举，成功登第，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明解，唐代僧人还俗应举成功的，还有上官仪、高智周、张轸、刘轲等。从文献记载来看，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反，绝大多数还俗僧人的科考之路都非常艰难，这其中，最为后人所熟知的，当属贾岛。

　　贾岛，字浪仙（一作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他早年因家境贫寒，出家为僧，法号“无本”。唐宪宗元和年间，贾岛到洛阳和长安，以诗谒见韩愈、孟郊、张籍等著名诗人，与其应酬唱和，成了“诗友”。韩愈本是主张排佛的，却对佛徒贾岛青睐有加，其主要原因，还是看重他的才华。孟郊死后，韩愈曾赠诗贾岛：“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故生贾岛著人间”，不难看出其推许之意。据传，贾岛后来之所以还俗应举，也是因为受到韩愈的劝说和鼓励。

　　遗憾的是，贾岛虽然深得文坛领袖韩愈赏识，诗名鹊起，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备极艰辛。他屡试不第，每每借诗抒写自己名落孙山的苦闷。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不少诗歌抨击科场黑暗，发泄自己的不满。比较有名的，是他的《病蝉》：

　　病蝉飞不得，

　　向我掌中行。

　　折翼犹能薄，

　　酸吟尚极清。

　　露华凝在腹，

　　尘点误侵睛。

　　黄雀并乌鸟，

　　俱怀坏尔情。

　　诗中所谓“病蝉”，正是贾岛自喻：满腹露华、歌声清越的病蝉被居心叵测的黄雀、乌鸟谋害，不正如怀才不遇、屡试不第的我一样吗？然而，正是这首诗，将贾岛推向了更为不幸的深渊。据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记载：“（贾岛）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疯）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这里的“公卿”，即是当时把持科场的权贵。贾岛将他们比喻成“黄雀、乌鸟”，触怒了他们，被以“挠扰贡院”的罪名列为“十恶”之一，并逐出关外，失去了应考的资格。和关于贾岛的其他传说一样，这则材料的细节真实性未可深信，但既然有此一说，或多或少印证了贾岛还俗应举的艰难。

　　如果说贾岛才华横溢而偃蹇科场，是由于公卿权贵的恶意阻挠，那么，赵崇数遣张策的故事，则更容易引发我们对僧人还俗应举的深入思考。

　　张策，字少逸，敦煌人。他幼年即“妙通因果”，对佛法颇有感悟，后在“慈恩精庐”落发为僧，法号“藏机”，名声很大，被人称为“大德”（佛家对佛、菩萨或德高望重的僧人的敬称）。唐末黄巢造反后，时局混乱，张策便想还俗应举。龙纪元年（889），礼部侍郎赵崇知贡举，张策去拜访，希望能获得考试资格。赵崇很生气，当场拒绝了他。张策无奈，又去应博学宏词科（科举考试制科的一种，主要选拔能文之士），无奈主持者又是赵崇。他再次黜退了张策，还对外宣扬说：“张策本是世家大族出身，无故出家，本该参禅访道，抗迹尘外，却又进献诗歌，希求恩泽。这种人品，岂能不被人诟病？我十次主考，十次都要斥退他。”在这里，赵崇的态度很强硬，立场也很鲜明，他认为，以张策的出身，出家本就不应该，出了家又凡心不死，还俗应举，那就更不应该了。

　　事实上，对于僧人还俗应举，大多数人的态度都和赵崇一样。古人选士德才兼重，僧人放弃清修，追求功名，往往被视作反复无常，人品有亏。如果应考者无名还好，但若像贾岛、张策一样在诗坛、空门享有盛誉，那就更容易贻人口实。所以，对于应举的僧人来说，过高的声望不但于事无补，反倒成了一种负累。

　　随着科场竞争的激烈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僧人还俗应举不但受到世俗舆论的压力，而且政策上的准入门径也越来越窄。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朝廷直接下文，禁断了僧道还俗应举。其后历代，科场对出家者的限制严多宽少，僧人若想争取世俗的成就和利益，不得不另谋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