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江 飞

　　一直以来，我试图回忆起我第一天上学的那个早晨的天气，是阳光灿烂，还是阴雨绵绵，遗憾的是，努力的结果总是一尘不染的空白。那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能想见的只有罗岭永红小学两扇朱红的木门，漆已经掉落不少，斑斑驳驳的，敞开着，像某种游戏的召唤。

　　那一年，我和哥哥不得不离开父母的床，开始单睡。说是单睡，其实是我和哥哥两个人，在隔壁的小房间里。我没有问过他当时的感受，他比我大三岁，也就是说他比我多享受了三年与父母同床的时光。在当时，我只知道再也不能捏着父亲饱满的耳垂贴着母亲暖暖的身体入睡了，却根本不知道此后这样的日子也永远不会再有。那天晚上，母亲许诺如果单睡就给我们每人五分钱，那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因为过年时我们的压岁钱才两毛，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拿到母亲许诺的那五分钱。

　　现在，我应该描绘一下我亲爱的小学校园了。只是它那么小，那么寂寞，还显出无可救药的颓败，像一个人断壁残垣的内心，经不起他人意味深长的凝望。

　　校园里原先只有一排旧瓦房，八间教室。墙壁都是用土坯砖砌的，时间久了，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掉石灰，谁也不敢随便靠在墙上。教室里常年昏暗，因为没有灯，所以即使是最明媚的晴天，坐在后排的同学脖子伸得老长也还是看不清黑板。而黑板其实只是一块长方形刷了黑漆的拼装起来的木板，用两根粗木棍支着靠在墙上，呈现出凹凸不平的一个斜面。黑漆早已淡却，木板的裂缝里满是经年的粉笔灰，一道儿一道儿的，用力一拍，便会振出许多粉尘，甚至几只在其中生儿育女的飞虫来。

　　直到今天，母亲还后悔在罗岭小学待过的那十三年。那是她人生中最青春最美好的一段，然而母亲却不得不把它奉献给了罗岭小学的厨房。那间低矮破旧的厨房，蜗缩在西北角的围墙根下，终年密布的油烟，熏黑了她的八九十年代，并在她的脸上潜移默化地留下一大片至今无法褪去的黑色阴影。我知道，在母亲心中总有许多难以忘却的记忆与小学有关，而这些记忆大都含着苦涩、无奈以及悲哀。比如有一年寒冬腊月，母亲依然未讨到属于她的那点工资。她的工资当时是生产队里发放，一年到头也只有一千多块钱。当别人家都在兴高采烈地忙着置办年货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过年的钱，只能愁苦着脸。母亲跑到外婆那里哭诉，外婆掏出省吃俭用的两百块钱塞给母亲。许多年后，每逢过年，母亲总会提起那个辛酸异常的春节，提起外婆，提起那少得可怜的工资，神情依然还会很激动。

　　要是早点出来挣钱，说不定早就发了，母亲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我无法应和这样的猜想，准确地说，我惧怕这样的假设，因为在我看来，生命中的假设除了加重过去的遗憾和现在的失落，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却是于事无补的，况且即使真的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失去的恐怕比现在得到的更难以承受吧。回想母亲离开学校后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看看现在罗岭规模庞大的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部落”，我反倒感谢那时小学闭塞的庇护，是它让我们拥有了一个贫穷却完整的家，让我们的童年温暖、生动而没有遭遇爱的缺失。

　　去年二月，六十岁的父亲正式退休，这意味着“小学教师”——这个父亲一生唯一从事的体面的职业宣告结束。我不知道父亲心里是否有些许的落寞和不适，比如他最终因为学历不合条件而未能评上小教高级职称。然而不管怎样，父亲现在成为“罗岭辅导小学”的一名退休员工，享受着每月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他觉得很满意，仿佛他一生的困顿、苦痛和平平淡淡都得到了回报。他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三十余年的时光仿佛那些依旧纷纷扬扬的粉笔灰，有的停在他的头发上，有的停在他的老花镜背后，而有的则可能永远潜藏在他的身体，甚至梦里。

　　装满我们吵闹和嬉笑的教室早已拆掉了，手挥教鞭对我们指指点点的老师们也有不少已不在人世，即使在世也已经难得一见了。在旧址上建起的是崭新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拥有和城里一样的多媒体等现代电教设备。现在站在学生面前的一律是新鲜而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是师范生，懂得新的教学理念和教授方法，他们中有的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学生也自然是新世纪的花朵，和那时胆怯、朴素的我们似乎有些不同，学生的父母有的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有时我在路上遇到他们，看着他们的模样，便不由地想起他们的父母来，想着想着，却发现其实我已经忘了他们父母的名字，而他们更是一脸好奇地望着我：除了陌生，我们彼此找不到任何故乡的印记。

　　当某个周末的黄昏我站在小学的一间教室外朝里张望的时候，我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讲台还在那里，黑板还在那里，粉笔也在那里，连夕阳的余晖也还在那里。而我已不属于这里了。似乎我和这个学校没有了任何实质的关系，我不能再陪着母亲穿过曲曲折折的黑暗去厨房封煤炉了，我不能再在课间一蹦一跳地到父亲的办公室玩耍了，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堂而皇之地走进我的小学里去了……

　　纸鸢未负学童意，渐晚东风又经年。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