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  杨春俏

　　唐代诗人李贺因父讳“晋肃”而不得举进士，是广为人知的不幸事件。唐宪宗元和二年（807），18岁的李贺通过河南府试，获得参加礼部考试的资格，颇有誉望和名气。有与之争名者恶意诋毁他，散布言论说：李贺父亲名叫“晋肃”，与“进士”发音相近，根据“避家讳”的习俗，李贺不应举“进士”。李贺一时间沦为舆论谴责的对象。韩愈为此写了《讳辨》，“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也未能改变舆论风向，李贺终未敢迈进科场大门。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这种“避讳”逻辑在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在封建时代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因发生在“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的“奇才”李贺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愁苦短命、号称“鬼才”，因而成为格外引人注目的典型事例。
　　帝制时代，不得直言、直书君主或所尊之名而以他法避之，称为避讳。避讳类型大体包括国讳（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之名）、家讳（家族内部避父、祖之名）、官讳（避长官之名）、圣讳（避圣贤之名）等。避讳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精神，是政治与礼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科举制度对此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宋洪迈《容斋三笔》说：本朝尚文之习大盛，礼部官员在讨论本朝“嫌名”时，总有“欲其多”的倾向，尽量网罗音同、音近之字，规定必须避讳，比如宋仁宗名祯，故其庙讳有13字；英宗名曙，庙讳为26字；高宗名构，庙讳居然达到空前绝后的55字之多。对于临场作文的举子来说，这些讳字要千方百计地绕过，一旦误犯，不论文章如何花团锦簇，也会直接黜落，殿试时干脆会被强迫离场。
　　维护皇权的国讳明文写进律法，对所有臣民均具有约束力；而反映尊宗敬祖观念的家讳本来只在家族内部遵守，却也演变出无数“不尽人情”的事件：
　　唐人裴德融父讳“皋”。他参加进士试时，恰巧高锴知贡举。高锴告诫他说：“你讳‘皋’字，而我做知贡举。即使让你进士及第，也会影响你一辈子。”裴德融中了进士，做了小官。某次和同事参见上司，上司让同事转告他：“你在谁门下及第？我临时有事，不能接见你。”裴德融羞愧得再也不敢见这位上司。他虽然考中进士，其命运比无缘科举的李贺也好不到哪里。
　　科场上甚至常有考官评卷，因文章犯其本人名讳或家讳而不录取者。明代万历年间相国朱国祯做会试主考。有份试卷文章绝好，只是策论中犯“国祯”字，便弃而不取。清代光绪年间有位满洲名宦裕德，是湖北巡抚崇纶之子，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持躬谦谨，礼贤下士，可是“每充主试或阅卷，见文中有犯其家讳者，则肃衣冠深礼毕，将卷搁置，不复阅矣”，以至于遇其主试之时，“有知其家讳者，恒戒所亲，勿误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