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国

　　儿时的春节浸满了醇厚的乡情，飘散着浓浓的年味儿。“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小时候，吟唱着这首美丽的童谣，翘首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年，也送走了不可回归的美好童年。
　　六岁那年的腊月镌刻在了我生命的底片上。那天，弟弟、妹妹被饿得嗷嗷大哭。我看见母亲不予理睬，就索性躺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连哭带滚，俨然成了“土孩儿”。母亲实在不忍心了，变戏法似地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个鸡蛋。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手里的那个“宝贝”，哭声戛然而止。我们三人闪电般围拢过来，仰着小脸，望着那个鸡蛋垂涎欲滴。母亲从院子里找来两块砖头，在灶台下把砖支起来。她接着抓来一把干柴，又取来煮饭用的勺子，滴上些许棉籽油。勺下的火旺旺地烧起来。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沿着勺沿儿轻轻一磕，鲜嫩的蛋汁溜进了勺子。不大一会儿，一顿鲜美的大餐———炒鸡蛋就做好了。弟弟、妹妹和我瞪着大大的眼睛，嘴角淌着口水。母亲从盛干粮的筐子里拿出一个印着母亲手印的黄澄澄的玉米饼子，用刀切出一道缝，撒上少许的盐粒儿，再用筷子到香油瓶子里沾上几滴抹到饼子上，递给我说：“你是哥，得让着弟弟和妹妹。”我知道，这顿美餐与我无缘。看着弟弟、妹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只有在一旁悄悄落泪，幼稚地怨恨自己为什么是哥哥。母亲说，马上就快过年了，到时就让你们吃好的，穿好的。我们三个看到了曙光，掰着指头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那个年代，尽管家里舍不得买上几斤肉，可父亲还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吃肉的幸福。腊月里，闲暇下来的父亲扛起猎枪，带上我走进旷野搜寻“过年货”。循着雪地上的爪印，我跟随在父亲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雪后的旷野上。父亲说，每到这个时候，野兔常常会出来觅食。我们越过一条河，父亲将搜寻范围确定在一片孤立在寒风中的棉花地里。我们相隔两三米并排着往前“蹚”。目标果然出现了，随着“砰”的一声枪响，一只肥硕的野兔应声倒地。直到天黑，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背着一天的收获回到家里。
　　父亲休息片刻，就忙着烧水、煮肉，让我们兄妹几个美美地解了回馋。把其余的兔肉晾干后，父亲将这些年货储存在一个编织袋里，悬挂在南墙上。
　　记忆中，母亲总是变换着位置且很隐蔽地存放着鸡蛋，生怕被孩子们偷拿。她平日里积攒的几个鸡蛋，都兑换成毛票贴补家里零用。“钢蹦儿”也被节省下来。进了腊月，母亲常常到集市上变卖些花生、山芋之类的土产品，给每个孩子换件过年的新衣裳。男孩子对衣裳并无兴趣，但对于鞭炮却格外钟情，宁可不要新衣裳，也要买上几挂小鞭儿。每次我都是央求半天，母亲才肯“开恩”。我总是攥着几挂鞭炮在集市上转来转去，爱不释手，恨不得天一下子黑下来就到了除夕夜，和同伴们聚在村后的麦场上，点燃鞭炮，欣赏着五彩缤纷的焰火，兴奋得欢呼雀跃。
　　大年初一，大家吃过饺子。天刚蒙蒙亮。大人孩子们便三五成群地开始拜年了。男男女女的，边走边笑，说着过年的俏皮话。一声声“拜年了”仿佛要吵醒沉睡的村庄，让乡村的街头一刹那欢腾起来。我爱跟随在大人们的身后，挨家挨家地拜年。家族里有个领队的长辈，每到一家，就大呼小叫着：“大爷爷，大奶奶，给你们拜年了！”话声未落，几十号人就呼地跪到了地上。“老爷爷，老奶奶，给你们拜年了！”大伙跪在地上，再点两个头。这个时候，我和堂兄、堂弟们见是家族里亲近些的长辈就争着往队伍的前面挤。我们小哥儿几个齐声再重复一遍：“老爷爷，老奶奶，给你们拜年了！”扑通，一起跪了下去。老爷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轻抚着缕缕银须，满脸笑容地说：“好，好！”说着，就从衣服袋里摸出几张毛票分发给我们。得到“压岁钱”的我们高兴地跟上队伍，一会儿又溜到了大人们的屁股后面，这样即使不跪下去，也不会轻易被人发现。每到一家，我的目光便集中在人家院落里那些散落的燃放后的鞭炮碎屑上。我寻宝似的拣拾起“哑鞭儿”，揣在裤兜儿里，回家后，细数着拜年的收获。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那时腊月的大街小巷里飘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村庄上空升腾起的缕缕炊烟伴着偶尔传来的声声鞭炮散发出浓浓的年味儿。
　　在外求学工作多年，每到岁末，我总是会想起儿时的童谣，更怀念儿时的年节。
(2011.1.29)(6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