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李 凤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虽然遵循分科考试、择优录用的一般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上，还保留着一些前代察举制度的遗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推荐和考生本人的才情声望，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录取结果。这种对卷面成绩和考生素质的综合考量，比较人性客观，隋唐科场因而涌现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渐露端倪，高官显宦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贪污贿赂、任人唯亲等科场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为了防止作弊，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糊名法”和“誊录法”便应运而生了。
　　“糊名”，又称“弥封”或“封弥”，就是在考试结束后，将考卷上填写的考生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用纸糊起来，以保证阅卷的公平，防止作弊。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武则天“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唐代笔记《隋唐嘉话》在谈到糊名制的起源时，也有类似记载。但是，此时的糊名法，还只是用于“吏部选人”，即吏部考查官吏之时，而且试行不久就因为各种阻力而撤销了，因而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也没有推行于科举考试。
　　北宋科举制度逐渐完善。淳化三年（992），太宗采纳陈靖的建议，在殿试中首次实行“糊名考校”。此后几十年，糊名法自上而下，逐渐向科举考试的各个层级浸透，其管理与规则也愈趋严密。咸平二年（999），糊名法推行于省试，但并未任命专职的官员，而是由考官兼任封弥官。景德四年（1007），省试始任专职的糊名官，进一步加强了糊名工作的人事管理。此后，真宗对宰相王旦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由此可见，北宋统治者颇以糊名法自得。当时的社会反响也很热烈，“有艺者”，即有能力、有才华的考生对这项政策是比较欢迎的。明道二年（1033），诸州府解试始行糊名法，景佑四年（1037），又采纳韩琦的建议，令开封府、国子监和别头试（科举制度中，因应试者与考官有亲故关系或其他原因，为避嫌疑而另设的考试）均用糊名法。至此，北宋糊名法经过四十多年的尝试与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管理体系和操作规范，对此后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糊名法实行以后，科场规范严密了许多。但是，某些考生通过在试卷上做标记、写暗语等方式，提醒阅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科举考试又实行了“誊录法”。所谓“誊录”，顾名思义，就是将考生的试卷全部誊抄过录一遍，阅卷者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彻底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和糊名法一样，誊录法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景德二年（1005），誊录法初行于河北举人的殿试；大中祥符八年（1015），行于省试；景佑四年，最后用于州试、开封府、国子监和别头试。
　　北宋“糊名”和“誊录”非常严格，作弊者请托无门，考官要格外打压或抬举某位考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科场佳话，其中，以郑獬和李廌的经历流传最广。
　　仁宗时，郑獬颇有才气，在国子监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皇佑五年（1053），国子监解送优秀生员参加会试，郑獬名列第五，心里很不服气。因此，他在例行的谢主司启中大发牢骚，说“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将自己比作骐骥、巨鳌，而将前四名同学比作“驽马”，更骂主司是冥顽不灵的“顽石”。主司很生气，因此在后来主持殿试时，将类似郑獬笔迹、文风的卷子通通斥逐。当时尚未实行誊录法，这位主司满以为能刷掉郑獬，殊不知拆封以后，郑獬却以状元及第。
　　神宗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其门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厕身举子之中。苏轼看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对参详官黄庭坚说：“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于是将其列为第一。拆封以后，才发现是章援（苏轼政敌章惇的儿子）的卷子，而李廌竟然落第了。事后，苏轼和黄庭坚都曾写诗安慰李廌，李廌也有答诗，三人对落第原因的分析，都含有“天命”、“运气”的意味。
　　上面两个例子，如果说郑獬受到了糊名法的保护，侥幸逃脱了主考官的刁难，那么李廌无疑很不幸，恰恰成为了同一制度的牺牲品。但是，无论是郑獬的幸运还是李廌的不幸，毕竟都是少数，糊名法和誊录法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障，削弱了主考官“生杀予夺”的权限，尽可能地防止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为大多数考生，尤其是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普通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是科举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的一种表现。今天在各级重要考试中，仍然实行的“密封线”制度，就是由糊名法发展而来的，而誊录法由于操作太过繁琐，已经极少用到了。

(2011.1.26)(6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