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赵 勇

　　我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已生活了十年，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我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直到终老。来北京之前，我已读过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也读过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赵园反复说北京这座城市很“乡土”，我就觉得这种“乡土气”也许很适合我吧。于是我选择了北京，并且准备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这里。
　　但是初到北京，我似乎没有感受到多少“乡土气”，却很快陷入到“现代性”的惶恐与迷乱之中。北京很大，就连北师大校园当时也觉得大得没边儿。在校园里步行，路程总是显得遥远而漫长。几年之后我去新加坡，听朋友说起新加坡人对距离的感受，顿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空间感与距离感很可能是被既定的城市塑造而成的。我曾在赵树理的第二故乡、一个名叫长治的上党古城生活了十多年。那是一座小城，格局小，车辆少，楼层低，空气好等等，构成了我对那座小城的全部感受。而我的空间感与距离感自然也与那座小城相伴相生。我从长治来到北京，就像从一条小河游进了大海，当然会觉得迷乱。北京人管这叫“找不着北”。
　　后来，我花二十元钱买了辆老旧的自行车，开始丈量北京的距离，寻找对北京的感觉。2000年盛夏，我用自行车驮着八岁的儿子在北京城里转悠，车子年久失修，时而蹬空，时而复转，走走停停地游荡在胡同之中，吮吸着这里的乡土气息。
　　北京除了大之外，人还特别多。到哪儿都是人挨人，人挤人。姜昆的相声中说，人在公交车上被挤成了相片，很传神。对于这种稠人广众的大都市，起初我颇不习惯。一个城市要想显得舒展，人是不能太多的。但北京似乎无法拒绝那么多的寻梦者、淘金者……这座城市也就永远处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之中。
　　某年春天，我骑着那辆破车，又一次汇入了川流不息的人海之中。我停在新街口的立交桥下，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人流车流也随着红灯停下来，码成一片。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种顿悟和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北京。数不清的如我一样的生灵在这座城市里奔波、打拼，正是他们让这座城市变得生机勃勃，拥有了鲜活的生命。那种嘈杂与喧嚣仿佛是城市的呼吸。于是我想到了“乡土北京”。
　　许多时候，北京确实是个大大咧咧、土眉土眼的城市。比如，到处都是红绿灯，但四环以内的许多路口，均有臂带红箍儿的交通协管员严阵以待。他们不时会京腔京韵地吆喝着过路的行人和骑车者：“嗨，那位同志，说您呢。”这时候，我就觉得北京不再是北京，而是驻马店，那种只有在城乡结合部才有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当年在上党古城谋生计时，我还能享受一种悠闲。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时间的流动。白天是白天，黑夜是黑夜，层次分明。然而，自从来到北京之后，仿佛一切都提速了，时间也变得模糊了，我被提速之后的城市裹胁着，也变得行色匆匆，忙忙碌碌。我知道自己遭遇到了所谓的现代性时间。而相比之下，十年前我所经历的莫非是前现代时间？有一阵子我在读本雅明，他写19世纪的巴黎，那些游手好闲者在巴黎城中漫步，东张西望，从容不迫。那种美学姿态令人神往。在21世纪的北京，估计已很难找到本雅明笔下的那种游手好闲者了。当然，在公园里，我们也能看到拎着鸟笼遛早儿的闲人，但他们无疑都是正在享受“夕阳红”的老头儿老太太。这些人物应该属于老舍或邓友梅，却与本雅明大异其趣。
　　在本雅明所书写的那个年代里，现代性还没有让人惊惶失措，它还保留着某种使人着迷的美学“光晕”，而今天，我们所乘坐的这架现代战车却在种种功利的经济学色彩中穿梭。大都市让人眩晕，生活成本太高，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幸运的是，经过十年的磨炼，我早已习惯了北京城的生活节奏，我不会再像韩少功笔下的马桥人那样“晕街”了。我学会了在忙乱中应付忙乱，在单调中享受单调。未来的日子，显然我还得一如既往地与这座城市厮守着，看它究竟能乡土到哪里，现代到何处。
(2010.1.8)(6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