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宋巧燕

　　黄宗羲（1601—1695）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经史百家、天文、历算、音律、释道、农工无不深究。处于易代之际的黄宗羲深痛科举之弊，对科举的批判尤为激烈，并积极探求完善的人才选拔途径。
　　黄宗羲青少年时期即游学各地。和明末大多数士人一样，他以八股时文为首务，希冀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他在《寿李杲堂五十序》中说：“余束发（束发，一般15岁左右）出游，遍交当世之士。是时承平日久, 贤豪仟仟, 满盈江湖，莫不危举艺文，共矜华藻。场屋时文之外，别有诗古文。”《怀金陵旧游寄儿正谊》诗曰：“南中游学日，犹及盛明时。朝入时文社，暮拈分韵诗。” 黄宗羲游学以八股时文为首要，另兼诗古文，并流连于明末泛滥的时文社，与社中同志互相切磋、研习科举时文。
　　后来，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被下狱致死，黄宗羲进京讼冤，目睹明廷的黑暗腐败。回乡后，黄宗羲专注学术，将明廷之弊归因于科举，开始思考变革途径。《清史稿》卷480称他：“归，益肆力於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入清后遗民身份的黄宗羲对科举持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科举是导致学术、史学、文学衰颓，人才匮乏，思想文化禁锢的根本原因。如他认为科举是“抄撮之学，陷溺人心”（《姚江逸诗序》），“科举盛而学术衰”（《李杲堂文钞序》），“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补历代史表序》），“科举盛而人才绌”（《陈夔，献墓志铭》），“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易学象数论序》）。类似的批判性文字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黄宗羲认为科举对文学的发展起到抑制和阻碍的反作用。他认为明文难以超越前代，科举是罪魁祸首，“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 “而叹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国初之盛，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明文案序上》）他认为明文在国初最盛，是因为受到科举的负面影响最小，而后明文一直衰落，是因为科举兴盛致其如此。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对科举中的八股时文等持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态度，并就其弊端作出了极端的反应。他说：“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他认为那些热衷时文策论编选、出售谋利、蛊惑图书文化市场的士人，应该得到“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这样极其严厉的惩罚。
　　入清后遗民身份的黄宗羲一直坚持讲学，以学术为旨归，摒弃科举，但他却没有反对他的弟子们通过科举入仕。他在浙江绍兴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前后讲学达８年之久，期间其弟子相继科举腾达者无数，最终因中举仕进的人太多，书院停办。
　　深究黄宗羲的科举观可发现，其实黄宗羲并不是绝对地反对科举，也并不是全盘地否定科举。他只是反对单一的以科举取士，提倡建立多途径的人才选拔制度。他在《明夷待访录·取士下》中提出了“取士八法”：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郡邑佐，辟召，绝学，上书。“八法”中科举居于首位。可见，黄宗羲还是肯定和承认科举在人才选拔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对于科举制度，黄宗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着眼于经世致用，反对以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可见，黄宗羲并不是反对和否定科举，而是反对和否定明清科举考试的人才选判标准。